凡是从事中国财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通史类的《中国财政简史》和《中国赋税史》是绕不开的两本书；同样，孙翊刚先生也是绕不开的名字。原因很简单，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孙翊刚先生。作为我国财政史学界的泰斗，孙翊刚先生长期执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并蜚声学界，成为令央财引以为荣的专家；不过，他更值得安财人骄傲，因为他是安徽财经大学（原安徽财贸学院）培养的首届毕业生！今年11月中旬，81岁高龄的孙翊刚先生来到蚌埠，参加由我校承办的中国税务学会税收学术研究委员会2016年年会，并重游母校。借此机会，笔者得以近距离接触并采访了这位安财的优秀校友。

一

提到半个世纪之前的1950年代，孙翊刚先生款款而谈。他告诉笔者，那个时候，全国兴起了办学高潮，各省都开办了财经类院校。安徽省当时也乘此东风，在省会合肥创办了安徽财贸学院，校址就在今天中国科技大学境内。当时，学校的生源有两类，一类是应届高考生；另一类则是保送生，但也需要经过推荐和考试等程序，孙翊刚先生属于后者。此前，他是长沙银行学校的学生，1957年，该校合并到中国人民银行合肥银行学校，于是，孙翊刚先生也就从老家湖南来到了省城合肥。1961年，作为安徽财贸学院的大学生，他又随着学校北迁到位于淮水之滨的珠城——蚌埠。

尽管孙翊刚先生在蚌埠只待了两年，但是他对蚌埠的印象特别深。他感慨地说，当时交通路校区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学校不得已只能借用蚌埠地委的办公楼充当教室。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建设工业化的时代，菠菜、豆腐、高粱成为当时主要的食物，以至于很多来自南方的同学不太适应。

然而，尽管物质条件较差，但是当时学生们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良好，人人都怀着建设国家的信念，年轻的大学生更是不甘落后，把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当做人生信条。另一方面则是安财给学生们提供了获取精神食粮的平台——优秀的师资。至今，孙翊刚先生还对当时的老师记忆犹新。在他的印象中，讲授《财政史》的留法博士王恭谋先生为人坦诚，没有什么架子，是一个温和爽朗的学者。当时，为解决吃猪肉困难，学校曾经“大办养猪事业”，王恭谋先生就参与其间，并亲自饲养了30多头猪，过上了一边治学，一边劳动的生活。讲授《经济学说史》的朱慕唐先生则是风趣幽默，讲起课来引人入胜，尽管这门课当时被安排在下午第一节，但是同学们都听课认真，毫无倦意。在课余时间，这些老师也和同学们相处融洽，同学们经常向留学海外的学者请教问题。老师们一旦推荐书目之后，同学们更是争先恐后地跑到图书馆借书；因为当时学校藏书不多，一旦去得晚，很有可能空手而归。此外，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业、借阅笔记，除了劳动之外，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还喊出了“保证良好、争取优秀、消灭及格”的口号。这些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大学生的求知热情。

1963年，安徽财贸学院第一批本科毕业生诞生！财政学专业的毕业生一共40多人，其中，11人被分配去了北京，包括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各2人，孙翊刚先生则被分配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在北京，他先当了三年助教；到了1970年代，在全国财经院校被撤销的大背景下，他调职河北大学8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重新回到北京，并一直执教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系直至退休。

二

谈及为什么选择财政史这个看似冷门的领域进行研究，孙翊刚先生表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每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都在历史的舞台上有过精彩的演出，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只有感知了过去，才有可能了解现在。财政学研究的是国家（政府）的收支活动，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因而非常重要。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也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孙翊刚先生还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特色，就因为它是符合中国的国情，换言之，它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中国都以一个统一的政权形式而存在，并延续到今天。只有重视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制定出不脱离国情的政策，才能让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真正惠及人民。因此，中国财政史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回忆自己的财政史研究之路，孙翊刚先生谦虚地表示，在中央财经大学，他有幸跟随崔敬伯、王子英两位先生，受益良多。特别是崔敬伯，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建国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出类拔萃。进入80年代以后，孙翊刚先生得益于安定的社会环境，真正开始了财政史方面的学术创作。此后，《中国财政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中国农民负担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财政五十年——若干财政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赋税史》（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中国财政通史——隋唐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先后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其中，《中国财政史》和《中国赋税史》更是多次印刷，成为了财政史学界的扛鼎之作。

从央财退休后，孙翊刚先生仍然坚持财政史方面教学和研究。我们现在许多人是人还没有退休心却退了，而孙翊刚先生却是人已经退了，一颗忠诚财政史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心还努力地在工作着。孙翊刚先生经常应邀做报告、讲课。同时在国家级期刊上，先后发表多篇研究财政史的文章，颇多真知灼见。他，阅读不断，笔耕不辍。

不过，对于当前财政史学界的现状，孙翊刚先生则颇感遗憾。目前，国内只有中央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两所大学将《中国财政史》列为财政学专业的必修课；而且国内专门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孙翊刚先生认为，财政史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领域，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拥有研读史料的考据能力，这就对研究者的个人学术功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现在的年轻教师，由于面临着论文发表、课题申报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压力，因此往往热衷于研究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们很难静下心来，专门从事财政史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现在愿意坐冷板凳的年轻学人越来越少。孙翊刚先生担心，这种局面一旦延续下去，未来财政史学界将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

三

这次来蚌埠开会，孙翊刚先生游览安徽财经大学东校区。美丽的校园、明净的湖面、还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翊刚先生动情地表示，看到母校越来越好，心里万分激动。在采访中，他多次强调，自己的发展离不开母校的培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之所以能够做到精神振奋，刻苦读书，并最终投身学术研究，全在于母校的影响。当年，正是安财的老师用一言一行教会他如何求知、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特别是那些在建国初期，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而选择回国的旅外学者，在三尺讲台上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人才。孙翊刚先生表示，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印在他的脑海之中，永远也不会忘记。

谈及学校的未来，孙翊刚先生也提出了几点自己的建议。一是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特色，坚持以财经类专业为支柱，这些学科和专业是安财长达半个世纪办学历史的积淀；二是要积极扩大对外交流，进一步提升社会影响力。同时，学习和借鉴其他高校的优点和长处，用来弥补自身发展中的不足和“短板”；三是要继续认真办学，让学生在大学里能够处处感受到温暖，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四是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充实师资队伍。孙翊刚先生特别强调，要用“人才”培养“人才”。他坚信，安财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撰稿：刘威  张华；摄影：邵坤；审核：经庭如）